原标题：德国医药界最大犯罪活动 利用抗癌药漏洞大举诈骗
德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Koch-Institut）和德国癌症登记中心ZfKD每两年会公布一次德国的癌症状况报告。据多次公布的报告称，由于德国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在德国每两个人中就会有一个在其一生中被诊断患有癌症。
又据2019年公布的第12期报告(2015/2016)，目前在德国有约170万人带癌生存，他们都是最近5年被诊断出的患者，同时每年还新增约50万名新的患者。这一数据相比40年前翻了一番。德国的法定医疗保险公司每年开销70亿欧元的治肿瘤药，其中38亿欧元用于针剂药物。
由此看来，肿瘤药物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那么这一市场状况又如何，本文举例对这个市场给予详细报道。
德国癌症状况报告
在汉堡有三个药剂师，他们是Enno Scheel、Thomas Detlef Boner和Thomas Hintz。2002年之时三人都在40岁上下，当时三人合作开设了一家名为“心宿二”(Antares Apotheke)的药房。心宿二是银河系的一颗红超巨星，也是夜空中第14亮的星。
他们三人凭着敏锐的职业敏感，发现了抗肿瘤药市场存在一个巨大的肥缺。作为化疗使用的细胞抑制剂是一种昂贵的药物，一个剂量的价格可从一百欧元至一万欧元不等，一个周期的治疗可达10万欧元，它们在德国医药行业堪称“黄金药”。
只要满足一定的专业条件，药房便可以配制治疗癌症的化疗针剂。化疗针剂是根据患者的体重、体表面积和验血指标等数据，因人而异地在实验室内使用药粉与无菌溶液配制。
他们三人决定设立一家工厂，对化疗药品以工业化的规模化生产取代药房实验室的配制。三人说干就干，在汉堡成立了名为ZytoService的有限责任公司。Zyto取自细胞抑制针剂Zytostatika一词的前四个字母，Service则是服务的意思，顾名思义就是该公司提供配制细胞抑制剂的服务，我们在下文称它为Zyto服务公司。
2006年这家公司获得制药许可证，从而开始为其它药房配制化疗针剂。迄今为止，它拥有七个共3000平方米的实验室、26张工作台，是欧洲最现代化的GMP无菌实验室之一。该公司的主要产品有抗肿瘤药物、抗生素、肠外营养药和医用辅助器材，2017年的营业收入达2.4亿欧元。
公司入口处
2019年12月17日早晨9时，在Zyto服务公司所处的道路上，突然出现了大量闪着蓝色警灯的警车。汉堡检察院和警察局在这一天共出动6名检察长和480名警察同时搜查了Zyto服务公司公司、开业医生诊所、药房和嫌疑对象的私人住宅。这一行动堪称汉堡城市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案搜查行动。
据检察院公布的消息，当天共搜查了58处地点，收走装满约1000个纸箱的书面文件、约100台手机和电脑及储存卡，嫌疑人涉及9名医生、3名药剂师和医药公司两位总经理，共14人。
警察鱼贯而入公司
收集证物
事发原因是这家公司在细胞抑制剂药品上贿赂医生和药剂师，向保险公司行骗，造成保险行业至少千万欧元的损失，仅仅是TK一家保险公司便在2017年损失了至少860万欧元。
在德国生活过并看过病的华人都知道，除非夜间、周末及节假日急诊和事故受伤，通常看病不是直接去医院，而是去开业医生诊所。
如果对比中国的医疗体系，可以把德国无数的开业医生诊所比喻为一个巨大的门诊网络，他们构成了德国医疗供给系统中最重要的一环。就像把火车总站的大批人流分散到无数个小站加以分流处理的道理一样，其工作效率比大家都拥挤在一起要高得多。
而在中国，医疗的工作量大约有70%是落在医院的门诊部。德国这样的制度，避免了医疗供给中门诊这一环节的拥堵现象。反观中国的三级十等的医院制度，医疗资源集中于高大顶端，难以实行“分级”就诊。
在德国，如果需要配药，医生根据病情给患者开出处方，患者持处方到市场上的药房取药。患者取药时向药房支付一点手续费，药房与保险公司结算药品费。德国的这一医疗和药品分离制度源自1241年。当年的5月23日，德国的首家药房——狮子药店，在特里尔市中心广场开张了。据特里尔市档案馆的资料记载，该市大主教的管家Fridricus在这一天向这家药房转交了营业证。
2014年5月23日在Trier诞生的德国首家药店 Löwen Apotheke（狮子药店）
Löwen Apotheke（狮子药店）的营业许可
据说，1231年，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Frederick II，也译为腓特烈二世)颁布了一项法规《Edikt von Salerno》，法规规定“医、药分离”，即医生和药剂师两种职业必须分离，医生不允许在给患者的药品中赚钱，医生的任务就是诊断和开出治病的药方；而药剂师则不允许给患者诊治，药品也只能按照法定的价格出售。
这一规定沿袭到700多年后的今日仍然有效，加上全民医保制度，看病免费，医患之间不论是在医疗和药物方面都没有直接的经济联系(除牙医的非保险项目)，医患双方不存在金钱关系，这里的医患关系是大家一起对付疾病的利益共同体。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Frederick II）
对于治疗癌症的化疗药物则是另一种情况。医生开出的处方不直接给患者，而是给有资格配制化疗针剂的药房。药房的药剂师根据患者的体重、体表面积和验血指标等自身情况在实验室用粉剂和无菌溶液配出针剂。配制好的药直接送到医生那里，医生再给患者打点滴。
一家药房是否具备配制化疗药物的资格，取决于它是否具备特殊的无菌实验室。在全德国仅有约250家药房具备这样的资格，另外再加上一些药厂。
药房实验室
Zyto服务公司成立之后没多久，于2008年获得投资基金组织Capiton的投资。凭借投资基金的力量Zyto服务公司建立了价值740万欧元巨大的实验室，同时他们开展游说，向联邦议会和卫生部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2017年德国大选，各政党发动选战，期间现任卫生部长Jens Spahn参观了Zyto服务公司。
公司创始人之一的Enno Scheel也成立了“全德处方药配制企业联合会”(BRH)，12家处方药配制企业是该组织成员，Enno Scheel至今还是该组织的会长。该组织制定严格的文件和无菌实验室标准，令一些普通药房根本无法合格，随后根据德国《药品法》(AMG)第13条第1款的规定，癌症患者使用的化疗针剂、人工营养液和抗生素只能由拥有生产许可证的“处方药配制企业”配制，或者由合规的药房及医院自有药房配制。
“全德处方药配制企业联合会”(BRH)会长Enno Scheel新闻发言人Katrin Kollex女士
从这一个角度来说，处方药配制企业就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这一行业。Zyto服务公司发展迅速，自2011年至2017年期间，公司的产量翻了一番，共销售了40万套针剂; 营业收入几乎翻了三番，达到2.4亿欧元。2016年Capiton投资基金退出了Zyto服务公司，转而由IK投资基金加入，目前还有纽约教师退休基金和曼切斯特公职人员公共基金投资了该公司。
如前所述，德国700多年以来实行医疗和药品分离的制度。该公司一方面既然已经掌握住药品这一环节，那如何去控制另一方面的医疗呢? 俗话说，肥水不外流，如果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医疗和药品两个环节都控制住，让自家的医生给自家的配药工厂和药房开出处方，岂不是更大的一盘棋。
在汉堡东面有一个缪么曼斯贝格社区(Mümmelmannsberg)，大约有一万八千名居民生活在这个占地2.8平方公里的社区内。
在这一社区，四分之一的人依靠低保生活(H4)，60%的住房是供给失业者或低收入家庭的社会福利廉租房。在该区有一座简单的两层楼建筑，里面有许多家执业医师诊所，在二楼有一家名叫SKH的社区医院。1990年时，该医院尚拥有82张床位，每年有约3000名住院病人。
可是，该医院每况日下，至2012年全年就仅剩下不到1000名的住院病人。五年多前该院宣布关闭，Zyto服务公司却来买下这家小医院，此时该院仅存15张床位。但是，别小看了这家处于危难之际的小医院，Zyto服务公司就将从这里开始，展开了一场肿瘤医疗市场的“革命”。
德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其起源可追溯到俾斯麦1883年的《疾病保险法》。为长期有效地降低全民医疗保险费和人们薪资中的社会保险附加成本，德国政府在2003年推行医疗体制改革。
从2004年开始，除了执业医生的诊所和两名及两名以上医生联合诊所外，与社保体系有合同的执业医生可以开设综合性多科别的医疗中心（德语全称: Medizinisches Versorgungszentrum，简称MVZ），也即多个不同科别的与社保体系有合同的医师可以凑在一起合作开设医疗中心，医疗中心还可雇用与社保体系没有合同的医生。
在德国，牙医可以直接与保险公司结算病人的治疗费用，其他科别的医生则是与执业医师协会结算病人的治疗费用，协会再与保险公司结算。MVZ医疗中心表面上看起来像一所医院，但其在体制上与医院是完全不同的。
SKH社区医院被Zyto服务公司收购后，它作为母公司，再在本市和全国其它城市开始建立医疗中心。至目前为止，它已经拥有分布在德国各地的共15家医疗中心，据称今后几年内还将扩展到30家。在德国，
除了医疗和药品两个行业分离之外，2012年德国也颁发了一项法规，即药房和医药工厂(如Zyto服务公司)是不允许建立医疗中心的，医疗中心只允许由与社保有合同关系的执业医师及医院成立(见《社会法》第5册)。但谁是医疗中心真正的幕后老板，德国法律和卫生部并没有明文规定。这里显然存在着一个法律漏洞，而Zyto服务公司则利用了这个漏洞。
德广联的北德广播电视台NDR和德国《时代周报》网络版(Die Zeit online)的记者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对Zyto服务公司如何钻法律漏洞进行了调查。据媒体报道，他们投入的调查费用相当于一辆中高档汽车的价格。
在德国，医生要想自立门户开设个人诊所，需要一种专门的执照，这相当于能与患者投保的保险公司结账的合同。各地对这种执照的发放数量有所控制，一则防止某地出现太多的医生诊所，二则保障医生稳定的收入。如果一个诊所的执业医生临近退休年龄，他可以有价转让执照，通常转让价格约为六万欧元。
与Zyto服务公司背景有关的神秘人员会在德国各地寻找即将退休的肿瘤科医生诊所，然后登门拜访，开出一笔数十万欧元的报价(约80万欧元)，要买下诊所，同时让执业医生将执照出让给他们。
诊所转让后将改为医疗中心，让出执照的医生可以在未来的医疗中心受聘就职。受聘的医生工资不会很高，但随着医疗中心业务收入的扩大，医生可得到更多的钱。
医疗中心的收入如何扩大呢？那就是靠多多地开出治疗肿瘤药物的处方。有些医生会接受他们的条件，将执照转让，将诊所出售。原来的诊所摇身一变，成为上文中说到的SKH社区医院的一家分支机构——即医疗中心。
医疗中心开出的肿瘤药处方，就会飞到Zyto服务公司，配制出来的药再返回到医疗中心，供患者使用。通过这样的手段Zyto服务公司就又垄断了肿瘤医生的处方。迄今为止，在全德国已经有15家这种医疗中心具有Zyto服务公司的背景。
当然，这个背景是要隐蔽起来的，是不能公开的。那又如何隐蔽呢?
根据本文笔者的调查，2017年第一季度，在汉堡有一家名为ZytoService Investment投资公司注册成立，公司注册资金为25000欧元。文章开头提及的Enno Scheel和Thomas Detlef Boner家族各占11.6%的股份，74%的股份由卢森堡的一家国际投资公司拥有，另有2.5%的股份为Zyto服务公司和SKH社区医院的高管人员持有。
大约9个月后，这家新成立不久的公司更名为阿兰塔投资公司(Alanta Investment)，随后这家投资公司再在德国成立一家名为阿兰塔健康集团的公司(Alanta Health Group)，Zyto服务公司和SKH社区医院都100%地属于阿兰塔健康集团公司。15家分布在全德国的医疗中心又是100%的属于SKH社区医院。
由此，人们不会轻易看出Zyto服务公司与15家医疗中心的关系。通过上述公司几次扑簌迷离的“拐弯”，令Zyto服务公司和15家医疗中心的关联变得不再透明。
SKH社区医院所在的楼房
如果说，上述事态的发展对患者并没有带来不利的影响，患者依旧得到了应有的治疗。但事情可能并不像普通诊所与药房毫无关系那样的简单。因为医疗中心的医生会想到，他给患者开的药越多、越贵，得到的回扣也就越多。因此患者会得到超剂量的用药，这对患者的健康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更阴险的是，患者因用药超剂量而死亡令他人无法查出真正的死亡原因。一方面患者因接受化疗而痛苦不堪，患者会脱发、呕吐、手脚肿胀或麻木、全身瘙痒、精疲力尽、出汗、口干舌燥; 另一方面医生们却暗地里赚得盆满钵盈。德国医生行业医药委员会会长、肿瘤科医生Wolf-Dieter Ludwig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 “医生为了提高企业的利润，开出并非治病所需的昂贵药物，对患者是危险的。只有超出实际所需剂量的细胞抑制剂、抗生素，才会给企业带来利润。”
随着与Zyto服务公司有关联的医疗中心出现后，医疗中心所在地区的其它药房便会在一夜之间再也得不到医疗中心医生的处方了，即使那些出售诊所的医生已经与当地药房合作了多年，那些医生的处方全都飞到汉堡的Zyto服务公司去了。那些药房也曾因要取得配制化疗药的资质，投资建立了昂贵的无菌实验室，却最终面临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局面。
就在几周之前，德国联邦议会针对私人投资建立医疗中心的话题进行了辩论。当联邦政府无奈地表示，对全德约3200所医疗中心的幕后背景不知情后，左党提出建议，对医疗中心要建立透明的登记制度。联邦参议会也倡议，今后只能由医院在它所在的地区建立医疗中心，并且医疗中心里拥有的各个科目也是医院本来就具备的。德国医生大会在一条决议中也提出要求，对医疗中心要制定严格的规则，医生对患者的治疗决定必须与经济利益脱钩。
笔者于2019年12月20日前往Zyto服务公司，该公司入口处已有两位保安公司的人把关，对陌生人非请莫入。也就是在12月20日，Zyto服务公司的母公司阿兰塔健康集团在其官网上表态，“对我们而言，第一要务是为所有的患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这是我们始终保证的，并在将来继续得到保证。我们珍视所有肿瘤科医生拥有的治疗自由权利，我们从未干涉过，也未阻止过这种治疗的自由权。与SKH社区医院相关联的医疗中心在医学上是完全独立的，我们坚信，医师和医务人员会根据当前有效的治疗指南为患者提供最佳的服务”。他们继续表态，“ 阿兰塔健康集团的商业模式完全符合适用法律，特别是，所有的医疗中心均通过法律程序得到批准。因此，我们认为，所有的指控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将与检察官和主管部门进行沟通。我们坚信，所有的指控都会给予撤销。”
公司网页上的照片
因为是华文媒体，所以读者或多或少地都有中国背景。读到这里，读者若是将德国医药的这一丑闻与中国医药界对比，得出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结论，则是不全面的。Zyto服务公司事件还处于调查阶段，它究竟是否违法了，还有待检察院的调查和法院的裁决。而在中国国内则是另一种状况。
在中国国内，医药代表贿赂医生已有二十年历史，多年来一直大行其道，是业界人人耳熟能详的售药方式。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兴起了一个新兴职业——“医药代表”。这在当时是个热门职业，许多医药专业毕业生应征入行，挣得盆满钵满。钱怎么来的？就是今天在中国被奋力声讨的所谓贿赂。
医药代表们每天需要去各大医院和医生们沟通，介绍自家新产品，医生每向病人开出一相应药品，医药代表就能得到相应回扣，医生本人也能得到一定回扣。这听起来简直就是双赢之事。医药代表介绍的药被医生用得越多，医生和医药代表入袋的钱就越多。
当然，羊毛出在患者身上，所以长久以来，药品价格越抬越高，特别是进口药。因为药价本身不单代表了研发、制造、物流和管理等各项基本成本，还包括了医生和医药代表的回扣。这样的一种医药代表与医生之间的互利文化持续了二十余年，混在中国行行业业各色各样的贿赂场中，不过是和其它行业看齐，因为同样腐败，并不觉得有多坏，并且时间长了，倒觉得这就是医药业的正常习气。
直到2017年2月7日，国务院的一纸公文让医药代表这个始终存在争议的职业面临考验。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业内称 “医药国17条”)，明确要求医药代表只能从事学术推广、技术咨询等活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其失信行为将记入个人信用记录。医药国17条的发布，意味着医药代表将与销售分离。国内“以药养医”的机制已经深入医疗体系，药品收入成为医院资金最重要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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