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7月29日，发生在法兰克福火车站7号站台的惨案，成为很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当天，年仅8岁的小男孩跟随母亲一起站在站台前等待火车进站，就在火车缓缓驶入站台时，男孩和母亲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男子一把推下站台。。
警方封锁案发现场
好在母亲反应及时，瞬间从轨道滚到两条铁轨之间的安全区，年幼的男孩则不幸丧生，火车直接从他身上压了过去！
到底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可以让一个人这么不择手段、心狠手辣？难道这是恐怖分子的新型恐袭策略？因为在7月20日，北威州小城Voerde刚刚发生了一件“恶霸推人撞击火车当场压死”的事情。
经过警方的调查，凶手的神秘身份才被一一揭开，案件的信息才逐渐明朗。
凶手名叫Habte Araya，来自非洲东部的厄立特里亚，已婚，有三个孩子，分别是1岁、3岁和4岁。2006年Araya偷渡到瑞士，申请难民。2008年Araya成功拿到难民居留，居住在苏黎世附近的韦登斯维尔（Wädenswil）。
Habte Araya
2011年，来瑞士5年后，Araya拿到了瑞士的长期居留身份。此后，他就可以凭借“C类外来居住证”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到申根地区任何一个国家旅行。
Habte Araya一家生活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Araya在瑞士被当作外国人融入当地社会的模范先锋。在获得居留后，他就苦学德语并参加工作，先是在瑞士阿劳做了六年建筑钳工。
之后参加了瑞士工人救助组织（SAH）的一个项目，在苏黎世交通企业的车间获得了一个职位。2017年，他在参加SAH年度报告的一次采访时，曾表示他喜欢瑞士的一切。
一份宣传折页上，Habte Araya被当作优秀融入当地社会的模范
“刚开始因为语言不通、交流不畅，生活相对比较困难。但是现在已经不会了。我很喜欢这里，因为无论贫穷或是富有，人们都可以在这里获得帮助。”在谈到3个孩子时，他还表示：“他们的生活条件都比我要好很多、轻松很多。”
另外，上司和同事对他的印象则是比较拘谨和害羞，不过整体印象很好，都表示他很积极、很可靠、很勤奋，没有发现他有什么暴力、激进的倾向。
Habte Araya的工作照
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Araya逐渐对自己的生活状态不满，厌烦了在交通企业的工作，变得越来越沮丧。
为了改变现状，今年年初，他不再工作，而是请了个长病假，去接受精神治疗。到底情况有多严重，现在还不清楚。
急救人员和警察在案发现场
直到7月25日，他的妻子打电话向警察求助，说她的丈夫将她和孩子都关了起来，还用刀威胁一名女邻居并把女邻居锁起来。
Araya显然是完全失控了，他的妻子说，从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当警察来到他家后，发现Araya早就跑了。
于是，警方在瑞士境内下达了通缉令，不过并不是国际通缉令，所以其他邻国并不知情。出乎瑞士警察意料的是，Araya竟然逃出境，并从巴塞尔一路逃到德国法兰克福。
至于他在瑞士有没有遇到巡警，又是如何逃脱的？在案发前，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激怒了他？他在德国住在哪里、见了什么人？警方还在调查当中。
据了解，在案发之前，他还试图将一名78岁老太太推下站台，好在老太太有所防备，只是摔倒在地受了些轻伤。
案件被曝光后，7月30日晚，当地民众在法兰克福总火车站广场自行发起了一场悼念活动，汇集了400人，法兰克福市市长Peter Feldmann还在人群面前发表演讲，呼吁大家要团结、要有人道主义精神。案发地7号站台也一时间变成鲜花和蜡烛的海洋。
一名31岁的哈瑙市民表示，他很同情这位失去孩子的母亲，她一定有严重的负罪感，所以，现在慰问和关心对于她来说是最重要的。
一对来自塞尔维亚的夫妇在追悼活动上表示，我们把德国当成了第二故乡，我们在法兰克福已经生活了4年。这件事情让我们感觉到非常伤心。
不过，在悼念活动中还有一些愤怒的声音，一位妇女手持画报，上面写着“是政策害死了人民”；还有一名男子对着悼念团体中的左翼人士大喊，怎么没把你推到火车前面呢！
此外，为了帮助这位不幸的母亲，法兰克福一位62岁的机械工程师Michael Kötter在 “gofundme.com”网站上发起了一个捐助活动。他说，我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眼睁睁看着自己孩子死去是非常残忍的。没有人能把儿子再带回她的身边，这对她来说是非常大的考验。我们很希望帮助她，所以我想到了为她筹款，用经济上的帮助缓解他内心的伤痛。
截稿前的捐款数额
目标捐款数额是1万欧元，Kötter也把他的捐助活动也告诉了警察，一旦达到目标数额，gofundme会自动将钱转交给这位母亲。截至目前，捐款已经达到13161欧元。
8岁男童意外死亡的事情，也引起德国上下的辩论，一部分人因为凶手的难民身份，将责任推给政府，并对难民移民发动语言攻势，极右翼人士则趁机向执政党施压，大肆宣扬其种族主义思想。
案发地点的鲜花和蜡烛
另一部分人则变得恐慌，对社会和国家的不安全感越来越严重。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尽可能的保持冷静，一面希望安抚惊慌的人们，另一面则希望社会和政府可以找出一个合适的方法，尽可能消除本国人与外国人之间文化和心理差距。
面对这样特殊的案例，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外来难民移民问题，如何正确对待身边的环境和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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