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德国国企打工的奇闻轶事:轻松赚钱福利高 同事八卦故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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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在德国国企做打工仔的美好时光

轻松赚钱福利高 同事八卦故事多

作者:蓝 蓝

我曾经在德国国企打过两次工,一次是当学生时候,一次是当学生之后。一次是人家送上门的,一次是自己送上门的。

 

公交车站的惊喜

 

那是初来乍到德国的头几个星期的某一天,我应邀去参加一个夏日篝火晚会。在此之前,晚上放学回家后尚未迈出过一回门槛儿。

我的房东赫尔嘉,一个满身艺术细胞,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德国校友,后来我俩成了要好的朋友,至今仍然要好着,给我的脖颈打扮上了一条淡静柔雅的碎花丝巾,说这样更漂亮,晚间河边兴许风凉。

然后,我便登上了开往市中心方向的8路公共汽车。我们的住地在M市8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Finthen,篝火晚会在莱茵河彼岸的Kostheim。中途,海尔嘉叮嘱我说,需要在火车站转一下车。

8路车行至火车站时,只见面积不大的站前广场各路公交大巴云集,匆匆过往的行人中,有那么几位身着蓝色制服、手持大哥大的人物,正在那里煞有介事的呜里哇啦。发生什么事了?我好奇得很,以为有什么国政要人路经或来访,譬如科尔总理什么的?

下车后,我径直奔向最近的一个蓝制服大哥大,没头没脑地傻问道: “请问,怎么回事儿啊这里?莫非有国事访问?” 不意蓝制服大哥大哈哈哈笑得前仰后合。原来此乃一件再稀松平常不过的日常行动。M市晚间,因乘客少,车次安排也相应减少。

但为了市民们乘换方便,20点之后,所有的公共汽车在同一时间会聚于此,以便四面八方而来的乘客都不失时机、不费周折地再四面八方而去。德国人的井然有序,严谨务实,从法兰克福走下飞机那一刻起,就有所目睹,而M市公交管理的细致入微,使我对德国人的印象好上加好。

譬如,每一公共汽车站都张贴有那么一张时刻表,告诉你,几点几分,将有X路大巴经此而过,十有十准。你只需把握好从家或课堂到车站的时间,从从容容,踩着点儿赶到车站就行了。

说话间,各路公交大巴一个接着一个的扬长而去。噢天,这时我才想起自己本来的正事,我的车!我应该转乘的那辆车是不是也开走了?蓝制服大哥大问我,“您要去哪儿?”我说,“Kostheim。”“您的车走了,只好等下一趟了,还得20分钟呢!来,到我们办公室里坐一坐吧!”我欣然应许。

办公室位于火车站前广场的中心位置。有一问讯口,有一售票口,剩下一个空间不对外,是调度人员在座的地方。蓝制服大哥大把我刚才的笑话学给他的同事们听,一伙人乐不可支,围在我身旁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

后来,不知怎的问到我会不会开车,我说不会。为什么不会开车,因为没有车。为什么没有车,因为车子太贵。那您可以到我们这里开车,假期的时候常有大学生在我们这里打工的。哦?那我得先去考个驾驶执照出来才成,再说······。驾驶执照您不用操心,我们公司提供免费培训。

再说,我接着刚才未能说完的话茬,这公共汽车也太庞大了一点儿,我想,我根本驾驭不了的,弄不好跟一头大象闯进了陶瓷店里一般危险。不行、不行。我满怀顾悸,心里头揣着一个小兔一般,仿佛此乃一件必须马上敲定不可的真事儿似的。车,我断是开不得的,换个别的活计,我想,还差不多。哈哈哈,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蓝制服大哥大看了看腕上的手表,收起了笑容,对我说,“Hi,给我留下一个您的电话号码吧,现在让我来开车送你过莱茵。”我赶忙跟众人道了声再见,喜出望外地随着蓝制服大哥大上了停在办公室门外的小轿车,只见他把蓝色警灯往车顶上一放,不多会儿,我就一路兴奋不已地来到了莱茵河对岸。

 

蓝制服大哥大给我一份工作
 

大约两、三个星期之后,蓝制服大哥大真的打来了电话,而且还带来了一个我连自己的耳朵也无法相信的消息:“我有一份Job给您,四个星期的Urlaubsvertretung(代替度假的员工),愿意吗?”“当然愿意啦!”我高兴得喜出望外,“太感谢您了!” 赫尔嘉听了,说我莫非是个Sonntagskind(周日出生的孩子,意为“幸运儿”),怎么随随便便大街上就捡到了一份工作。

谁说不是呢?当初,给他电话号码时,我心里还二二忽忽犯着嘀咕,萍水相逢的,要我的电话号码做甚呢?

就这样,来到德国不满三个月,我便幸运地开始了在德国国企的打工生涯。我打工的单位叫Stadtwerke,具体所在科室叫作Erhöhtes Beförderungsentgelt,一个“打击交通黑客办公室”的雅称。在德国,乘车买票检票全凭自觉,一年到头,鲜有碰见几个检察员路上查票。一旦蓄意无票乘车的黑客被逮着,必然以高额罚金伺候。

逃票行为超额三次者,对不起,不仅会收到一笔高倍数额的罚款单,还会被邀请到法院追究其法律责任,弄不好“档案袋”里装进一个 polizeiliche Eintragung,日后找起工作来可就麻烦了。

这个科室不大,共有三名科员,科长是一位叫布里吉特·舒普的中年女性。另外两位科员,曼先生和施特娄女士,两位皆已接近退休年纪。曼先生动辄就病休或疗养去了,听说他的老婆跑掉了,他的心思似乎也跟着老婆一块跑掉了。

施特娄女士的身体也不怎么硬朗,高血糖,动不动就喊热。而舒普女士怕冷,两个人时不时因为开窗关窗、暖气高低步调不到一块儿去。施特娄女士以前是公共汽车售票员,售票自动化之后转业坐办公室,可她玩不转电脑,动不动就两手一摊不知如何下去了。

我们每天的任务,无非是把检察员上报的无票乘客及其数据输入电脑,然后根据不同情况不同性质予以不同程度的惩罚或处理。大概因为我工作的还不错吧,一个月之后,该科室将我的合同又延续了三个月。

记得那一年暑假,好长好长,是我记忆里最长最长的一个暑假,长达四个月之久,我心里不住地犯着嘀咕,这德国的大学生什么时间读大学啊?!

暑假即将结束的某一天,布里吉特·舒普女士找我谈话,说有意长期留用我为该科室的工作人员。我听了之后,不知所措,我原本是来读书和学位的啊!我当即对舒普女士说,谢谢您的信任和器重,可是我半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请给我一些时间,我得好好想想清楚。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陷于不知所措之中。刚巧一位先我出国的校友兼同事打来电话,我便把自己的为难吐露给他听。校友说,“这有什么好为难的?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先把银子挣下,书啥时不能读?”我听了他的话,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半天工作,半天学习。

舒普女士点点头:“嗯,也行,随您。我这就带您去见上司,不过,您可千万别再犹犹豫豫,跟在我这里似的喔!”

 

成为公司首位亚裔雇员
 

就这样,我成为了该公司所聘用的第一位亚裔中国籍Verwaltungsangestellte。为此,还受到了最顶头上司的特别接见。

在M市Stadtwerke的那些岁月十分轻松愉快,科室之间樱桃红了有樱桃吃,核桃熟了有核桃分,同事关系不远不近,友好而单纯。我所承担的工作轻松得不费吹灰之力,每月工资拿的不少,且享受着白送的工作月票。

集体郊游时还有补贴,那补贴每每高得我吃也吃不完,喝也喝不了。不止一次我暗自兴叹,在德国,当个蓝领阶级多么的惬意、多么的舒服喔!

惟有一次小小的不快,虽与公司和同事无关,但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不够友好的德国人。某一天下午,我一人在班上,办公室进来一老一小两个德国人。老的是奶奶或姥姥,小的是孙女或外孙女,未满14岁。这孙女,在案记录,5次逃票。现在带着5张票据,在奶奶或姥姥的陪同下到此证明她的无辜。

我与往常一样友好而和气地迎了过去,一边仔细地查对着这些后补的车票,一边听老太太不知所以地在旁唠嗑,说她的丈夫原先是M市公安局局长,现在退休了云云。我发现其中1张有时间性差误,另外2张亦有显而易见的作弊痕迹。

我将车票退回,说: “对不起,这几张车票不能得到认可。” “为什么?”老太太脸色陡然生变。我说:“它们有假。”老太太顿时气急败坏起来,“你是哪里来的,跑到我们德国来做甚?还不赶紧回到你自己的国家去!”

我虽小有激动,却也嘴不饶人:“是的,我不是德国人,但我执行的是你们德国人的法律,请您好自为之!”翌日,我把昨天的所遇说给了舒普女士听,没想到她比我还激动,说:“岂有此理!”破例把那个不满14岁的女孩状请到法院那里去了。

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我被调派到客户管理服务处帮忙。客户管理服务处有两摊儿,一摊儿在主楼的六楼,一摊儿在附楼的一楼。附楼的那一摊儿大都是从事Außendienst的员工,基本上是早起一上班拿上派工单、开上车,直到下午下班时间才回来。间或也有中午回来吃午饭或取东西的。

常驻办公室的是科长卢莱先生和秘书霍夫讷女士。霍夫讷女士身材丰腴得接近于肥胖,但有一张十分漂亮的脸蛋,其老公在某家银行做事,五个孩子,三个亲生的,二个收养的。大概看我是个不会久长的外国留学生的缘故吧,霍夫讷女士似无避讳,时不时给我唠叨一些自家的家长里短和公司里男同事们的鸡零狗碎。我有一耳朵没一耳朵地听着。

 

德国女同事讲八卦故事
 

起初,对不上号,也根本不想去对号入座。后来,时间久了,面孔慢慢地熟悉了,知道了谁的老婆不久前得癌症死了,谁在外面偷鸡摸狗的有小三儿了,诸如此类。

霍夫讷女士的话里有一句话我可是听了进去:“这些男人一个安分的都没有”, 因为它太接近我们中国女人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了。

除了霍夫讷女士,接触最多的自然是卢莱先生了。卢莱先生每天早晨走进办公室的头等大事是去蹲厕所,而且一蹲就是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之后,把从厕所带出来的两份报纸,一份《图片报》,一份《美因兹日报》,大大方方地扔到我的办公桌上,给我继续享用。

我不由自主地又在心里大呼小叫,这德国国企的元宝可真好挣喔!(难怪德国日落西山,一天不如一天,此乃后话。)

有时,用户来电话了,火燃眉毛,但常常不是我能解答或决策的问题。我只好要下他们的电话号码,满口应承尽快解决尽快回电话。可当我把事情汇报给卢莱先生时,他却一点儿也不急顾客之所急,既不回电话,也不采取任何行动。我坚持说,卢莱先生,我可是跟人家说好了的,这家人可是取暖中心出问题了。

卢莱先生把手轻轻一扬,“没事儿,没事儿,如果真的是火烧眉毛,他们自会主动找上门的。”天啊,我傻眼得厉害,德国人的严谨、敬业、诚信等等优秀品质都哪儿去啦?!我甚至怀疑起来,卢莱先生上辈子恐怕不是德国人吧!拿破仑曾经带着他的喽罗们在这一带悠哉游哉过好些年呢!哼,没准他身上也流着意大利人的血液呢!退回若干若干个世纪,罗马人不也在莱茵河流域风骚一时过的嘛!

一天早晨,办公室里就我和卢莱先生,霍夫讷女士度假去了。我听到隔间卢莱先生在那里打电话:“宝贝儿,亲爱的,你现在好点儿了吗?······”好不亲昵喔,都这把子年纪了!卢莱先生看上去大概五十岁左右的样子。整整半个上午,我看他心不在焉,如坐针毡的样子。

终于卢莱先生对我开口了:“我的妻子生病了,牙痛得不行,我得回家一趟,开车送她去看医生。”噢耶,跟社会主义中国不相上下了都!如此这般的事情发生在德国,对二十多年前的我,真的是好不少见多怪,好不社会主义喔!

许多年过去了,有一天,路上偶然遇见久违的、马上也到了退休年龄的霍夫讷女士。欣喜之余,打听起昔日的同事们。那位丧妻的同事又成家了,一位叫曼高特的同事得了肺癌,卢莱先生跟他的前妻离婚了。

哦,还有一位叫史品勒的同事,就是老给我们代买天底下最好吃的小面包的那个同事,在外面跟人生了一个私生子——男孩儿,被他老婆知道了,正骑虎难下着呢!

再再后来,我听说史品勒先生也被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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