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在柏林关老家中做客
王洪胜
关愚谦教授不仅是德国汉学界知名的学者、翻译家，更是一位知名的作家、媒体专栏评论家，他的文章为我们展示了德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同时他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多次参与主办中西文化学术研讨会和中国文化节等大型活动。关教授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传播使者，说他是中国文人的偶像也不为过，尤其是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更是让不少读过关老自传的人，都希望能在德国亲自结识关老，我就是其中一个。我是辽宁的一位退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因为女儿在德国一所大学孔子学院任教，我有幸多次来德国旅游探亲，并在汉堡结识了关老。而两次到关老家中做客，也成了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记忆，特别是第二次在柏林，做客时的点点滴滴，至今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2017年7月作者与关老在汉堡豫园合影
2018年1月我在关老柏林家中做客（王维江摄）
我如约到关老家做客是在今年一月十九日台风登陆德国的那一天，当我从哥廷根市乘车到达柏林火车站时，恰逢台风施虐，风雨交加，而车又晚点，当我在空旷的站台正发愁时，一个电话打进来：“我在对面站台接你，关老师在超市购物”。原来是关老爱人海珮春老师。只见她围着红围巾，打着红雨伞，顶风冒雨，如女神一样婷婷玉立在站台上正向我频频招手。如“他乡遇故知”一样，这个感人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珮春老师问寒问暖，非常热情，开车接我到家里，就开始忙碌起来，她先把关老买来的一大堆菜分门别类的放入冰箱，就拿出烤好的蛋糕请我喝下午茶。她动作娴熟，麻利痛快，恰如家庭主妇。晚上，珮春老师又做了好多的菜，关老师还请来了他们的好朋友，上海复旦大学的王维江教授和夫人吕澍，我们五人共进晚餐，喝酒聊天，天南海北，用东北话和上海话侃大山，就如在中国的老朋友家中做客一样。当我们品尝着满桌子地道的中国菜时，简直不敢相信，竟然出自珮春老师这个德国媳妇之手。当我们大家聊天时，她就如大家闺秀一样，端庄文静的坐在一旁，每当大家聊到感兴趣的话题时，她总能恰到好处的插上几句，即显出女主人的热情，又不失女主人的稳重。而她略带点上海口音的中文发音又是那么的字正腔圆，简直让我刮目相看。当她拿出她的大作《德国媳妇中国家》签名送我时，我更是被彻底的震撼了。这不就是我们在国内常说的“入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标准才女吗。关老师有这样的才女相伴，真的是三生有幸。
关老师作为汉堡大学的知名教授，有着丰富的藏书。去年在关老师汉堡阿尔斯特湖畔旁的家中，我就领略了他的丰富藏书，书房里一排排的书柜摆放着各种书籍和资料。这次在柏林三室一厅的家中，竟有两室用做了书房，两人各有一间，其中一间兼做客房。这两间书房的墙壁上都是书架，一排整齐有序的摆放着各种藏书。和汉堡的书房相比，那里好似一个创作室，除了图书还有各种报刊剪辑和写作手稿，而柏林这里的书房就是经典的图书库房了，多是各出版社的成书，而且很多都是关老和珮春老师的作品。我饶有兴趣的逐行浏览起来，突然我发现了三本已经微微发黄的的旧书。打开细看，原来是几本翻译作品。一本是《区工业财务计划》，莫列阔夫著，关愚谦译，1955年2月第一版；另外两本《建筑机关经济活动的分析》，普洛托波波夫著，关愚谦、汪学谦、彭湘芸译；《区工业联合企业生产合作社公用事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莫列阔夫著，关愚谦、迟毅夫译；时间分别是1954年12月和1955年2月。出版社都是财政经济出版社。看到翻译作者关老的大名，我敬佩之余又多了一份惊讶，原来当年我刚学说话时，关老就已经翻译出书了。看我惊讶的表情，关老给我讲起了这几本书的来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在财政部翻译组，当年有4位同事，共同为苏联专家组当翻译，除每天陪同口译外，工作之余也翻译他们的著作。而这几本书是几年前一位北京朋友送给他的，书的扉页上还有图书馆藏书的印章。这位朋友是从图书馆下架的图书发现并珍藏多年，专门保留送给关老的。看到这几本保存了60多年的旧书，我仿佛看见了芳华正茂的关老，一个23岁的小翻译挑夜灯战，伏案疾书，意气风发的为苏联专家翻译著作的情景。是啊，这几本书不仅是当年关老写作的见证，更是当年中苏友谊的见证啊。
我在关老柏林家中，当谈起苏联专家的话题，他记忆的闸门如同水库打开了泄洪口一样，滔滔不绝的讲了起来。其中一段办公桌的故事特别特别引起了我的共鸣。那是1953年初，商务部采购一批办公桌，苏联专家在办公室提出分配方案，当时关老在旁边翻译并记录在案。科员分配两屉桌，只有两个抽屉；科长是三屉桌，有三个抽屉；处长是一头沉，除三个抽屉外，下边还有一个卷柜；部长则是两头沉，即三个抽屉外，两边各有一个卷柜。听了关老的介绍，我焕然大悟，原来我们机关办公配置的标准，都是来自苏联模式，而且还是经过了关老的翻译才流传下来的。我年轻时曾在机关工作过，刚开始当科员都是从两屉桌坐起，提职后才逐步更换桌椅的。这段往事，使我明白了，苏联老大哥当年不仅让我们照搬照抄他们的经济模式，就连机关的行政管理模式，也和他们的如出一辙。虽然苏联专家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撤走了，但那套按级别配置办公设备的规章制度，却影响了中国的五十年，至今仍在沿用着。
帝王蟹是分布在寒冷水域的一种石蟹科的深海蟹类，因其体型巨大而得名，它的肉质极其鲜美，素有“蟹中之王”的美誉。为了招待我这个来自大连的客人，关老特意买来了一只帝王蟹。看着这个大蟹王，我们喜忧参半，喜的是大饱眼福真好看，忧的是做美食我们都不会。我虽住在海边，做过辣炒赤甲红螃蟹，但没做这么大的石蟹，尽管我曾在北欧吃过一次帝王蟹腿，但根本没注意是怎么做的。关老到是没少吃帝王蟹，但如何做得更好，也是拿不准主意。还是珮春老师善解人意，提出打电话给会做菜的朋友孙小平博士求助，原来需将大蟹去壳切块，裹上面糊，油盐爆炒。问清了制作程序，关老亲自下厨打理，他将偌大的石蟹仔细清洗干净，用刀切成小块盛盘，我自告奋勇，打鸡蛋和淀粉调味挂糊，掌勺上灶，我们三人合力，做出了一大盘香喷喷的爆炒辣蟹。只见那蟹肉饱满质地新鲜，蟹壳挂了糊咸淡入味可口，我们吃的那个爽啊，尽管蟹肉胆固醇含量高，平时珮春老师不让关老吃，但为了陪我，也开了禁。我们有说有笑的吃了一顿帝王蟹大餐。这是我平生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蟹宴了。回想起来，吃帝王蟹确是一种享受，一是享眼福；二是过厨瘾；三是饱口福。去年我去峡湾旅游，在卑尔根港也只不过吃了一根蟹腿而已，可如今是一只完整的帝王蟹啊。关老和珮春老师的好客，让我感受了中国的那句俗语：“有朋至远方来不亦乐乎”。
我有早起打太极拳的习惯，在关老家我见证了他早起写作的习惯。关老跟我讲起，那是1986年，他到香港讲学，应《香港信报》总编的邀请写专栏文章，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养成了每天早起必写作2小时的生活习惯，他先后为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德国《欧洲新报》、欧洲《华商报》、北京《京萃杂志》、上海《新民晚报》等多家报刊杂志当专栏作家，笔耕不缀30年，从未间断。我问起关老怎么有那么多的题材可写，关老指给我看他墙上的世界地图，只见上面画满了密密麻麻的红点，那是他讲学和旅游所到过的157个各国城市的记录。古人云，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想今后是否还应该补充一句，行万里路才能写万卷书。关老一生不仅合编了《鲁迅选集》（德文版），还出版了《情》、《浪》、《缘》、《欧风欧雨》等大批文学专著，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各种出版物与日剧增，然而，能使人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书，却寥若星辰。关老的书和文章却可以让人手不释卷、废寝忘食。他的写作特点是通俗性、趣味性、知识性和逻辑性，至今写作积累已达七八百万字， 他与海珮春老师合作的著作，已达十几种，读者遍及全球。作为欧中华人学会理事长，德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关老以他学者的角度观察世界，站在中外文化交流的立场，著书立传写文章，成为全球最受读者欢迎的知名作家之一。我也是关老的粉丝，除喜欢读他写的书以外，每次在《华商报》、《欧洲新报》看到关老的专栏文章，我都要细心剪裁精心保存起来。
在关老柏林家中做客，通过近距离的亲密接触，每天看他充满阳光的笑脸，听他讲国内外的大事小情，再仔细回想他充满传奇色彩的坎坷人生，我仿佛窥见了一个无比坚毅、无比赤诚的的知识分子的高贵灵魂。是啊，天才出自勤奋，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关老凭借自己过人的胆识和渊博的学识，书写了一部个人在德五十年的励志故事，事实证明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发挥了德中文化交流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为德中友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以自己的命运，为广大读者演绎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传奇人生，诠释了性格即命运的人生哲理。
关老离我们而去了，回想在关老家中做客的点点滴滴，追忆乐观开朗，亲切慈祥，博学多闻，乐于助人的关老，感恩生命中曾经的相遇，感动关老为这个世界留下的精彩。愿关老一路走好。
注：此文2018年2月初稿于德国哥廷根，2018年5月于中国大连修改后曾发给关老过目，2018年12月2日再次修改。
2017年7月关老夫妇在阿尔斯特湖畔（王洪胜摄）
2017年7月我在关老汉堡家中做客
我与关老夫妇在柏林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