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关愚谦先生:两次相见永难忘,心系豫园热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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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我在柏林关老家中做客

王洪胜

 

关愚谦教授不仅是德国汉学界知名的学者、翻译家,更是一位知名的作家、媒体专栏评论家,他的文章为我们展示了德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同时他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多次参与主办中西文化学术研讨会和中国文化节等大型活动。关教授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传播使者,说他是中国文人的偶像也不为过,尤其是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更是让不少读过关老自传的人,都希望能在德国亲自结识关老,我就是其中一个。我是辽宁的一位退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因为女儿在德国一所大学孔子学院任教,我有幸多次来德国旅游探亲,并在汉堡结识了关老。而两次到关老家中做客,也成了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记忆,特别是第二次在柏林,做客时的点点滴滴,至今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2017年7月作者与关老在汉堡豫园合影

2018年1月我在关老柏林家中做客(王维江摄)

一、海珮春的好客
 

我如约到关老家做客是在今年一月十九日台风登陆德国的那一天,当我从哥廷根市乘车到达柏林火车站时,恰逢台风施虐,风雨交加,而车又晚点,当我在空旷的站台正发愁时,一个电话打进来:“我在对面站台接你,关老师在超市购物”。原来是关老爱人海珮春老师。只见她围着红围巾,打着红雨伞,顶风冒雨,如女神一样婷婷玉立在站台上正向我频频招手。如“他乡遇故知”一样,这个感人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珮春老师问寒问暖,非常热情,开车接我到家里,就开始忙碌起来,她先把关老买来的一大堆菜分门别类的放入冰箱,就拿出烤好的蛋糕请我喝下午茶。她动作娴熟,麻利痛快,恰如家庭主妇。晚上,珮春老师又做了好多的菜,关老师还请来了他们的好朋友,上海复旦大学的王维江教授和夫人吕澍,我们五人共进晚餐,喝酒聊天,天南海北,用东北话和上海话侃大山,就如在中国的老朋友家中做客一样。当我们品尝着满桌子地道的中国菜时,简直不敢相信,竟然出自珮春老师这个德国媳妇之手。当我们大家聊天时,她就如大家闺秀一样,端庄文静的坐在一旁,每当大家聊到感兴趣的话题时,她总能恰到好处的插上几句,即显出女主人的热情,又不失女主人的稳重。而她略带点上海口音的中文发音又是那么的字正腔圆,简直让我刮目相看。当她拿出她的大作《德国媳妇中国家》签名送我时,我更是被彻底的震撼了。这不就是我们在国内常说的“入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标准才女吗。关老师有这样的才女相伴,真的是三生有幸。

二、书房藏书
 

关老师作为汉堡大学的知名教授,有着丰富的藏书。去年在关老师汉堡阿尔斯特湖畔旁的家中,我就领略了他的丰富藏书,书房里一排排的书柜摆放着各种书籍和资料。这次在柏林三室一厅的家中,竟有两室用做了书房,两人各有一间,其中一间兼做客房。这两间书房的墙壁上都是书架,一排整齐有序的摆放着各种藏书。和汉堡的书房相比,那里好似一个创作室,除了图书还有各种报刊剪辑和写作手稿,而柏林这里的书房就是经典的图书库房了,多是各出版社的成书,而且很多都是关老和珮春老师的作品。我饶有兴趣的逐行浏览起来,突然我发现了三本已经微微发黄的的旧书。打开细看,原来是几本翻译作品。一本是《区工业财务计划》,莫列阔夫著,关愚谦译,1955年2月第一版;另外两本《建筑机关经济活动的分析》,普洛托波波夫著,关愚谦、汪学谦、彭湘芸译;《区工业联合企业生产合作社公用事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莫列阔夫著,关愚谦、迟毅夫译;时间分别是1954年12月和1955年2月。出版社都是财政经济出版社。看到翻译作者关老的大名,我敬佩之余又多了一份惊讶,原来当年我刚学说话时,关老就已经翻译出书了。看我惊讶的表情,关老给我讲起了这几本书的来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在财政部翻译组,当年有4位同事,共同为苏联专家组当翻译,除每天陪同口译外,工作之余也翻译他们的著作。而这几本书是几年前一位北京朋友送给他的,书的扉页上还有图书馆藏书的印章。这位朋友是从图书馆下架的图书发现并珍藏多年,专门保留送给关老的。看到这几本保存了60多年的旧书,我仿佛看见了芳华正茂的关老,一个23岁的小翻译挑夜灯战,伏案疾书,意气风发的为苏联专家翻译著作的情景。是啊,这几本书不仅是当年关老写作的见证,更是当年中苏友谊的见证啊。

三、一头沉两屉桌三屉桌
 

我在关老柏林家中,当谈起苏联专家的话题,他记忆的闸门如同水库打开了泄洪口一样,滔滔不绝的讲了起来。其中一段办公桌的故事特别特别引起了我的共鸣。那是1953年初,商务部采购一批办公桌,苏联专家在办公室提出分配方案,当时关老在旁边翻译并记录在案。科员分配两屉桌,只有两个抽屉;科长是三屉桌,有三个抽屉;处长是一头沉,除三个抽屉外,下边还有一个卷柜;部长则是两头沉,即三个抽屉外,两边各有一个卷柜。听了关老的介绍,我焕然大悟,原来我们机关办公配置的标准,都是来自苏联模式,而且还是经过了关老的翻译才流传下来的。我年轻时曾在机关工作过,刚开始当科员都是从两屉桌坐起,提职后才逐步更换桌椅的。这段往事,使我明白了,苏联老大哥当年不仅让我们照搬照抄他们的经济模式,就连机关的行政管理模式,也和他们的如出一辙。虽然苏联专家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撤走了,但那套按级别配置办公设备的规章制度,却影响了中国的五十年,至今仍在沿用着。

四、吃帝王蟹的喜悦
 

帝王蟹是分布在寒冷水域的一种石蟹科的深海蟹类,因其体型巨大而得名,它的肉质极其鲜美,素有“蟹中之王”的美誉。为了招待我这个来自大连的客人,关老特意买来了一只帝王蟹。看着这个大蟹王,我们喜忧参半,喜的是大饱眼福真好看,忧的是做美食我们都不会。我虽住在海边,做过辣炒赤甲红螃蟹,但没做这么大的石蟹,尽管我曾在北欧吃过一次帝王蟹腿,但根本没注意是怎么做的。关老到是没少吃帝王蟹,但如何做得更好,也是拿不准主意。还是珮春老师善解人意,提出打电话给会做菜的朋友孙小平博士求助,原来需将大蟹去壳切块,裹上面糊,油盐爆炒。问清了制作程序,关老亲自下厨打理,他将偌大的石蟹仔细清洗干净,用刀切成小块盛盘,我自告奋勇,打鸡蛋和淀粉调味挂糊,掌勺上灶,我们三人合力,做出了一大盘香喷喷的爆炒辣蟹。只见那蟹肉饱满质地新鲜,蟹壳挂了糊咸淡入味可口,我们吃的那个爽啊,尽管蟹肉胆固醇含量高,平时珮春老师不让关老吃,但为了陪我,也开了禁。我们有说有笑的吃了一顿帝王蟹大餐。这是我平生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蟹宴了。回想起来,吃帝王蟹确是一种享受,一是享眼福;二是过厨瘾;三是饱口福。去年我去峡湾旅游,在卑尔根港也只不过吃了一根蟹腿而已,可如今是一只完整的帝王蟹啊。关老和珮春老师的好客,让我感受了中国的那句俗语:“有朋至远方来不亦乐乎”。

五、关老的写作生涯

 

我有早起打太极拳的习惯,在关老家我见证了他早起写作的习惯。关老跟我讲起,那是1986年,他到香港讲学,应《香港信报》总编的邀请写专栏文章,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养成了每天早起必写作2小时的生活习惯,他先后为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德国《欧洲新报》、欧洲《华商报》、北京《京萃杂志》、上海《新民晚报》等多家报刊杂志当专栏作家,笔耕不缀30年,从未间断。我问起关老怎么有那么多的题材可写,关老指给我看他墙上的世界地图,只见上面画满了密密麻麻的红点,那是他讲学和旅游所到过的157个各国城市的记录。古人云,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想今后是否还应该补充一句,行万里路才能写万卷书。关老一生不仅合编了《鲁迅选集》(德文版),还出版了《情》、《浪》、《缘》、《欧风欧雨》等大批文学专著,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各种出版物与日剧增,然而,能使人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书,却寥若星辰。关老的书和文章却可以让人手不释卷、废寝忘食。他的写作特点是通俗性、趣味性、知识性和逻辑性,至今写作积累已达七八百万字, 他与海珮春老师合作的著作,已达十几种,读者遍及全球。作为欧中华人学会理事长,德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关老以他学者的角度观察世界,站在中外文化交流的立场,著书立传写文章,成为全球最受读者欢迎的知名作家之一。我也是关老的粉丝,除喜欢读他写的书以外,每次在《华商报》、《欧洲新报》看到关老的专栏文章,我都要细心剪裁精心保存起来。

在关老柏林家中做客,通过近距离的亲密接触,每天看他充满阳光的笑脸,听他讲国内外的大事小情,再仔细回想他充满传奇色彩的坎坷人生,我仿佛窥见了一个无比坚毅、无比赤诚的的知识分子的高贵灵魂。是啊,天才出自勤奋,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关老凭借自己过人的胆识和渊博的学识,书写了一部个人在德五十年的励志故事,事实证明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发挥了德中文化交流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为德中友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以自己的命运,为广大读者演绎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传奇人生,诠释了性格即命运的人生哲理。

关老离我们而去了,回想在关老家中做客的点点滴滴,追忆乐观开朗,亲切慈祥,博学多闻,乐于助人的关老,感恩生命中曾经的相遇,感动关老为这个世界留下的精彩。愿关老一路走好。

注:此文2018年2月初稿于德国哥廷根,2018年5月于中国大连修改后曾发给关老过目,2018年12月2日再次修改。

2017年7月关老夫妇在阿尔斯特湖畔(王洪胜摄)

2017年7月我在关老汉堡家中做客

我与关老夫妇在柏林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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