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诗任笔】六年译出德文足本《三国演义》,德国女汉学家炼成翻译中的“女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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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三国演义》德文版译者尹芳夏:在阿尔卑斯群山上译介“经典中的经典”

作者:沈彬彬

 

“既然要选,那自然是要在四大古典名著中选。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三国演义》,因为它是四大名著中最早的一本长篇小说,也是一本历史性小说,在我看来也是最重要的一本……”谈话中间,也许,你会惊羡于她译介鸿篇巨制的勇气和胆识;

“译介过程中,曾被‘诸葛亮造木牛流马’这一部分难住。之后通过先字面翻译,再试图通过画画和计算来理解这部分的工程原理。最后才突破了这一段的‘技术’难题,顺利将其译成德文……”也许,了解得愈深入,你愈会惊叹于她作为一名译者的务实和较真。

她就是《三国演义》首个德文全译本译者、德国知名汉学家、翻译家尹芳夏教授(Eva Schestag)。

德国汉学家、翻译家尹芳夏教授

 

“不译则已,一译惊人”
 

古语有云: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对于尹芳夏而言,在选择文本的时候,她也持同样的态度——要么不翻译,既然要翻译,就要挑选“经典中的经典”;要么不翻译,既然要翻译,就要将其译成“精品中的精品”。毫无疑问,作为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很自然地便进入到她的视野,也很符合她的审美标准。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通俗长篇历史小说,描写了东汉灵帝(184年)到晋武帝(280年)期间,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它以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作为故事的开端,以晋朝灭掉吴国结束三国分立局面为终结。书中生动描绘了三国时代尖锐复杂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

由于此书多取材于陈寿的《三国志》等史书,因而它不仅是一本生动的小说,又是一部形象的历史和军事参考书。尤其对于当时战争的描写,颇具特色,令人百读不厌。它对政治上、军事上胜败原因的分析,更是有独到的见解,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2017年11月3日,在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举行的第四期“对话总领事”活动上,德国《华商报》总编修海涛采访尹芳夏女士

 

尹芳夏举例说,满清初年的几位皇帝就非常喜欢《三国演义》这部小说。

比如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少年时代经常去抚顺做买卖,学会了汉话,并在那里接触到《三国演义》。他一下子就被这本书吸引住了,从中学到不少兵法与韬略。此后行军、打仗都要随身携带,以备查阅。

此外,努尔哈赤的儿子清太宗皇太极也喜欢读《三国演义》,他时常引用《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来讲道理、说服人。据史料记载,1635年,清太宗在给朝鲜国王的一封信中写道:“当年黄忠与关羽作战,黄忠马失前蹄坠落在地,关羽并没有趁机杀掉黄忠,而是让黄忠换一匹马再战。关羽认为乘人之危不是真正的勇猛。”以此旁敲侧击朝鲜国王,要他讲信义,不要趁清朝与明朝打仗的时机进攻清朝的后方。

由于清太宗太喜欢读《三国演义》,他的臣子沈文奎便劝谏他说:“《三国演义》仅是一隅之见,皇帝不该偏重一本书,以一本书的观点治军治国。”清太宗哪管这一套,他不仅自己照读不误,还要求大臣们也读这本书。由于这时清朝入关不久,许多满族文武大臣不识汉字,清太宗就命一批兼通满汉文字的专家将《三国演义》翻译成满文。不等全书译完,清太宗就常把译好的精彩片段赏赐给大臣们。

为了表示对《三国演义》的推崇,清太宗还把它同《孟子》、《资治通鉴》、《六韬》并列为“临政规范”。遗憾的是,清太宗没等到满文本《三国演义》问世就驾崩了。幸运的是,继位的顺治皇帝,也非常喜欢《三国演义》。在他的监督下,1650年,满文《三国演义》全部译成。他立即下令将此书颁行于满族官员中,还重赏了参与翻译工作的范文程等人。

到了乾隆皇帝时,由于他经常打仗,他爱读《三国演义》,将领们也把阅读《三国演义》作为学习古代兵法的捷径之一。地位低的人通过研究此书求得一官半职,而作官的人则以这本书记叙的方式选拔良将。乾隆时的大将海兰察原来只是运货的小伙计,由于他熟悉《三国演义》中的兵法,并能巧妙地运用于战斗中,因而屡立战功,被嘉奖为“超勇公”。

当然,这些都是旁话,暂且不表。至于说起尹芳夏与《三国演义》之间的缘分,就不得不提费舍尔出版社(S. Fischer Verlag),这是一个以出版世界经典文学作品为重点领域的出版社。原来,在2009年的时候,中国是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在这次书展上,费舍尔出版社推介了一套四卷本的中国古文精选。“我在其中编写了中国哲学卷和中国古典诗歌卷。”

尹芳夏告诉笔者,原本她们希望在这套丛书中加入一本小说,“但是当时没有时间去重新翻译一本长篇小说了。”无奈之下,出版社就收录了已故汉学家满晰博(Manfred B. Porkert,1933-2015)翻译的《封神演义》。“他也曾经是我在慕尼黑大学求学时的教授。”

尹芳夏为费舍尔出版社主编的中国哲学卷

尹芳夏为费舍尔出版社主编的中国古典诗歌卷

 

在2009年书展之后,费舍尔出版社就和尹芳夏讨论了要翻译一本长篇小说的问题。在尹芳夏看来,“既然要选,那自然是要在四大古典名著中选。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三国演义》,因为它是四大名著中最早的一本长篇小说,也是一本历史性小说,在我看来也是最重要的一本。”就这样,在2011年的时候,费舍尔出版社就正式委托她进行对《三国演义》的翻译。

 

“译者精神的精髓,在于坚持和自律”

 

尽管当时费舍尔出版社委托尹芳夏翻译《三国演义》的时候,并没有给她太大的时间压力,也没有说一定要在什么时候完成。“但是我知道这个期限迟早都会到来。”所以,在翻译《三国演义》的这六年里,可以说她是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倾注其中。“如果非要说翻译经典著作最大的困难,那应当是坚持和自律。我认为这是最难做到的,也是译者精神的精髓所在。”

尹芳夏《三国演义》德文译本封面

 

在说到具体文本中的翻译难点时,尹芳夏表示,“从文本的角度来看,最难的就是人名。”但凡看过这部小说的人都知道,《三国演义》里有名有姓的人物超过一千个。很多人物,除了姓和名之外,还有字和号。应该说,若没有一定的背景知识和历史素养,即便是中国人,看这部小说也是颇为棘手的。

翻译的难度也正在于此。面对海量人名和地名时,德语只有寥寥无几的字母可供支配。不懂汉语拼音的德语读者不会知道,同样的拼音背后可能是不同的汉字。这肯定让人头晕。“因此,我在每页的脚注和书尾的附录中加以针对性的提醒和说明。”尹芳夏笑着说,“我只是把名字‘改写’成拼音,从未想过要按照字面意思去‘翻译’成德语”。因为她觉得,其一,上千名字不可能都找到合适的翻译;其二,翻译人名可能会不恰当地把复杂的角色简单化。

“德文版里面不会出现汉字,所以人名只能用拼音来翻译。”尹芳夏感慨说,但是用拼音的话,同音不同字的情况就没法避免。再加上这些人物除了姓和名之外,还有字和号。“所以为了避免混乱,我决定每个人物固定只用一种译法,那就是用姓名。”

此外,为了帮助德语读者厘清人物关系,尹芳夏还尝试用脚注来做一些说明,尤其是隔了很长篇幅之后重新出现的人物。不过,尹芳夏也注意到,“读者可能也会慢慢发觉,其实不需要弄清楚每个人物的具体名字,只要有一些耐心,跟着情节走,也能对这些人物形象有个具体的认知。”

在尹芳夏眼中,翻译文本另一个难点,就是官名和封号的翻译。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官名和封号纷繁复杂,牵扯到三个国家就更是“剪不断、理还乱”。为严谨起见,尹芳夏参阅了不少关于汉代官衔的研究论文。

此外,书中还出现了大量历史文献,比如最著名的《出师表》。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诏书、檄文、悼文、诉状、诗歌等等,“这些文本翻译所花费的时间,要比正文叙述部分多得多。”

 

“言简意赅、言近旨远的古雅文字深得我心”

 

话题聊及《三国演义》原著中所使用的语言问题时,尹芳夏两眼放光。她告诉笔者,“古雅的文言文,言简意赅,言近旨远。这样的文字深得我心。”

在具体的语言转换和翻译策略上,尹芳夏举例说,“在人物对话中的敬称(您),我没有使用现代德语中常用的‘Sie’,而是用了比较有历史感和距离感的‘Ihr’。此外在行文中,我会避免使用口语化的表述,每一句话写下来之前我都会斟酌一二。但同时,我也要避免语言过于僵化,应当保持文字的生动性。”

尹芳夏所说的“文字生动性”,还体现在小说中的大量对话。她告诉笔者,在小说对话开始前,中文总喜欢以“曰”字开始。“你是学德语的,应该知道,德语中很难想象通篇只用一个‘说’字。”因此,尹芳夏在翻译中间,统一了对话形式,即采用戏剧剧本的方法——人名后就是要说的话。中文的“曰”就用德语的冒号和双引号代替,这样则显得更为生动。

针对文言文的简洁和特有的文理,尹芳夏在德语翻译中,也采用了诸如排比、对偶和首语反复等修辞手法进行对应。例如曹植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中的隐喻手法,她也试着在德语中使用。“只要它不让德语世界的读者觉得过分陌生即可。”

尹芳夏《三国演义》德文译本中关于曹植七步诗相关的译文

 

“儒道之间也是我真实的模样”

 

自译介《三国演义》以来,尹芳夏常要回答“最喜欢的三国人物是谁”这样的问题。提问者列举了曹操、孙权、刘备、关羽、赵云等重要人物,唯独没有提到诸葛亮。她后来发现,对方不问诸葛亮,是基于一个文字游戏:“他们觉得诸葛亮是神,不是人。”

通过自身翻译,尹芳夏了解到,历史中的诸葛亮本是隐士,与世隔绝,饱读诗书,却没有迂腐的书卷气。诸葛亮登场时,带着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说话声从四轮小车那里传来时,读者马上知道,这位蜀国军师正端坐于此,羽扇纶巾,身着黑袍。“这种典型形象贯穿于小说。”

当然,诸葛亮虽贵为蜀国丞相,却总是穿着道袍登场,这也体现了行文中间作者的一种“矛盾”(笔者注:指儒家和道家都想把诸葛亮引为自己的代表)。但这种“矛盾”,在尹芳夏看来,却最为真实不过。

“于我自己而言,儒道之间也是我真实的模样。”尹芳夏表示,在平时工作和生活中间,她尽职尽责和积极认真的态度,是“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体现。不过,在内心世界,尤其涉及到哲学思辨层面,又觉得自己更倾向于“老庄之道”。

而尹芳夏对诸葛亮的欣赏,还体现在孔明先生形象的真实。她告诉笔者,诸葛军师聪明而有远见,如果没有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怕是永远不可能成为蜀国领袖。“但是他会犯错,也没能从宿命中解脱,最终也像任何人一样要面对死亡。尽管如此,当我们读到赤壁之战这样的宏伟史诗时,还会因他的天才而拍案叫绝。”

2017年11月3日,时任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王顺卿(右)在第四期“对话总领事”活动上与尹芳夏女士对谈

 

谈到曹操和刘备这一对欢喜冤家时候,尹芳夏说,“他们俩不只是简单的对手关系,还体现两个完全相反的道德类型。”众所周知,曹操首先以篡权者形象登场,他肆无忌惮,残酷而迷恋权术;而刘备作为汉室的合法继承人,谦逊、人道而忠厚,有责任感和同情心。

不过,这些邪恶和善良的寓言在行文中将变得支离破碎,甚至自我矛盾。虽然罗贯中因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尊刘贬曹,但曹操这一人物形象更加血肉丰满,一方面阴险狡诈刚愎自用,另一方面对真正的对手怀有敬意。与依靠军师的刘备相比,曹操是更加独立的政治家和军阀。

曹操不只是“奸”,他也有智谋。他待敌人以敬、以宽,在战事中也显示出坚强和勇敢。与之相比,刘备未免过于软弱,太依赖他的智囊团。“他老哭,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的百姓之上,最终导致了汉室衰落。”

为时任中国驻德国法兰克福总领事馆王顺卿总领事会见尹芳夏

 

正如尹芳夏在《三国演义》译后记中所言,刘备的大业便是在一次重要的决策中功亏一篑的:他的结义兄弟关羽在吴国被杀害,于是刘备打算为他复仇。但鉴于蜀国当时面临的冲突局势,还有匡复汉室,一统天下的宏图大志,那时他们正计划进攻魏国。“原本应当北上伐魏,却因为‘手足之情’这样的‘妇人之仁’,竟然将既定的国策临时更改为东进攻吴。这注定了蜀汉的覆灭以及第二位结义兄弟张飞的丧生。”(笔者注:尹芳夏《三国演义》译后记翻译部分,陈再浩对此亦有贡献)

谈及刘备的优柔寡断,尹芳夏感慨万分。在刘备身上,她看到的,是就当时而言“过时”的儒家世界;而曹操,借着新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浪潮,成为了一个“暴发户”。

有感于尹芳夏教授对《三国演义》和中国经典名著译介深深的爱与一片痴情,文末,填词一首,是以为记。

《临江仙·赠尹芳夏教授》

阿尔卑斯云渐重,倚窗窥望苍穹。三国萦梦探行踪。

惊涛拍岸,往事已随风。

曹魏恰逢及时雨,还悲吴蜀深宫。孔明公瑾俱成空。

楼仁遥译,伏案古今同。

注:本文版权属于德国《华商报》,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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